《宋书·顾觊之传》讲述了一起令人胆战心惊的案例。
　　南朝刘宋的沛郡相县（今安徽濉溪县西）有位名叫唐赐的人到岭村彭家去喝酒，回到家后就得病了，呕吐出一大堆东西，其中有蛊虫二十余条，从此一病不起。
　　按照现在的医学观点来看，这正是血吸虫病的典型症状。唐赐呕吐，实际上是血吸虫虫卵对肠粘膜的刺激所引起的；当然也有可能是平时寄生在肠道、胆道里的蛔虫发作。
　　然而，中国古代的人们没有这样的卫生知识，对于肚子里生虫这种事情总是认为那是有人给自己施展了“蛊毒”的巫术魔法。唐赐见自己吐出这么多长虫，自然就感到是死期来临，精神崩溃，一命呜呼。临终前，他预感自己不久于人世，于是告诉自己的妻子张氏，等自己死后剖开自己的肚子，看看究竟是什么样的“蛊虫”在作怪。
　　后来，他的妻子张氏按照唐赐遗言，在其死后将其胸膛剖开，只见内脏已全部糜碎，没有医学知识的张氏当然看不出什么名堂。她想，一个人到了这种地步，也只有死掉了，她也不忍心再细看，匆匆安葬了丈夫。邻居知道这件事后，就去“报警”，告发她破坏丈夫的尸体。当地官府将张氏以“忍行刳剖”丈夫遗体的罪名抓了起来。另外，又以唐赐的儿子唐副不阻止母亲干这“伤天害理”的事情，把唐副也抓了起来。
　　正值审判之际，朝庭发布了大赦令。这件奇案在朝廷各部门官员中也引起了激烈的争论，官员们看法不一，主要有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。
　　主管司法审判的三公曹的郎官刘勰认为：“张氏是忍痛遵从丈夫的遗言，唐副作为儿子也没有阻止的道理。考虑到这件事情的动机，并不是残忍伤害丈夫遗体，应该可以宽大处理。”
　　吏部尚书、朝中著名的老臣顾觊之的观点却截然相反：“法律规定移动道路上的遗尸，都要作为‘不道’来处理，更何况是作为妻子，而敢于施行常人所不忍心做的行为？法官不应偏离正道去照顾小恩小惠，应当按照大是大非的道理来裁断。唐副应作为‘不孝’罪，张氏要作为‘不道’罪来处理。”
　　这场针锋相对的讨论谁也无法说服谁。宰相只得将双方的意见都上报给皇帝。当时的皇帝宋孝武帝一直很欣赏顾觊之的见识，前一年还曾特意批示已到退休年龄的顾觊之留任吏部尚书。因此他很快就批示按照顾觊之的意见判决此案：张氏与唐副都遭到了严厉的惩处。
　　《孝经》里明确指出：“身体发肤，受之父母，不敢毁伤，孝之始也。”这是中国儒家的传统观念，历代都将亵渎他人尸体作为极其严重的犯罪来处罚。
　　问题是，张氏母子是遵照遗言而作的，这在情与法之间就产生了冲突。
　　仔细分析一下，张氏实际上是完全可以免予法律的惩处的，因为，她具备两个重要的条件：一是情有可原，遵照丈夫的遗言；二是遇上大赦，运气好。这两个条件缺一不可，尽管如此，张氏母子还是遭到了严惩，主要原因在于顾觊之的顽固坚持。顾觊之之所以如此坚持自己的观点，不在于别的，在于他极力维护封建的道德伦理秩序，其实他也是在维护自己的威望。
　　由此，令人想到当今很多案件的审理和裁决，其中许多案件最终判决的尺度可严可松，法律条文的规定本来就不是死板板的，留有相对的余地。这个“相对的余地”是完全有必要的，就是要考验法官的公正严明和智慧，一个法官是否合格，是否严谨认真，不枉法，不徇私，是否有现代的司法精神，就看他能否在这个“相对的余地”中作出公正裁判。
　　情与法之间的冲突，自古有之，今后也不可能避免。学习和研究法律，不应仅仅关注法律本身，更不应把法律条文视为一种简单符号，从而使思维机械与平面化，让自己的思想停留在技术层面。司法独立，司法公正，看来还有许多有关法理的东西需要探究。（佚名）